日本的江户时代大致对应中国的清代。对日本人来说，江户时代是一个被严格限制对外交往的时代。一方面，除了荷兰和中国的船只外，幕府禁止其他国家的船只开到日本。原因是当时的中国和荷兰都不信仰基督教，它们前来日本的目的只是贸易，不带有令日本人畏惧的宗教使命。另一方面，幕府也限制日本人同外国人接触。1633年，德川幕府明文宣布“除特许船以外，严禁其他船只驶往外国”。同时还规定“除特许船以外，不得派遣日本人至外国；如有偷渡，应处死罪；偷渡船及其船主一并扣留”。1636年的“锁国令”，进一步把特许权也取消了：“严禁派遣日本船驶往外国，也不得派遣日本人至外国。”甚至对已经旅居海外的日本人，“若返抵日本，应即处以死罪”(张荫桐选译《1600—1914年的日本》，北京三联书店，1957，10—11页)。

    但是日本是个四面环海的岛国，列岛周围气象变化又十分剧烈：“海风之行，触礁则摧，入涉则覆。又有黑风、海动之变，遇之则天地晦冥，波涛鼎沸……”(张瀚《松窗梦语·东倭记》，上海古籍出版社，1986，51—52页)再加上日本船只的构造简单，于是许多在海上运货和捕鱼的船只经常遭难漂流海上。这些遭难的船夫或船客在日本史料中被称作“漂流民”．在中国的档案文献中被称作“难番”、“难夷”。他们中的很多人在漂流中丧失了生命，幸存者有的漂流到了外国，而其中漂流到中国的最多。据佐藤三郎的统计，在江户时代，有记录的日本人漂流事件至少有105件，而漂流到中国的就有45件(据笔者统计约有87件)之多，其馀的则漂到朝鲜、菲律宾、南北美洲等处。

    到了外国的日本漂流民，除了极少数人留在外国外，大多数人都被送返回日本，而那些漂到中国之外的特别是漂到东南亚的日本漂流民。往往也是通过来往于长崎的中国贸易船只送回。这些漂流到海外的日本人显然触犯了国内的禁令，按照禁令他们理应不许回国或被判处死刑，但由于他们不是故意触犯禁令，因此他们回国后，幕府对他们也不能判处死刑。但是，幕府规定先把他们拘留在长崎，对他们的漂流经过和在外国逗留期间的活动进行严格审讯，在判明他们没有皈依基督教之后，才把他们送回家乡。

    锁国的日本国民对国外的事情非常好奇，日本学者鹤见和子的《好奇心与日本人》一书对之有很精当的阐述。这些人回到家乡后，有很多人就向他们打听国外的珍闻，于是漂流者所谈的经历便一个一个地传播开来，有的人还把听到的话记录下来，当然也有的漂流者本人也把自己不寻常的体验写了下来，这些记录连同幕府和长崎奉行等官厅的审判记录一起被通称为“漂流记”。在日本，这种漂流记很多，日本各县立图书馆、东京国立公文书馆以及各大学的图书馆中就保存有不少。有的学者也比较致力于对它们的整理出版：比如石井研堂整理出版的《校订漂流奇谈全集》(博文馆，1900)、《异国漂流奇谭集》(福永书店，1927)、荒川俊秀整理出版的《日本漂流漂着史料》(地人书馆，1962)、《异国漂流记集》(吉川弘文馆，1962)、《近世漂流记集》(法政大学出版社，1969)，等等。这些流传下来的“漂流记”，都是那些曾经处在生死关头的人的真实人生记录，而那些有关漂到中国的漂流记录，更是记载了几乎被人遗忘的中日往来。

    1751年，正是乾隆盛世年间，日本漂流民又五郎等八人乘坐“神力丸”连同货物一起漂到福建福鼎县之姆屿地方，署理关税抚臣潘恩榘“免其输税，以恤难番”，烽火营参将蓝图庭奉命派拨哨船差委弁兵将他们送交厦防厅照例抚恤。在“又五郎等至呈恳回国”的情况下，厦防厅派同安县商船户郑永顺把他们送到浙江鄞县，“查觅日本便船附搭回国”。正好此时遇到乾隆南巡至杭州，因此，浙闽总督前往杭州，将漂流到福建的陆奥国难民之事上奏皇帝，乾隆“昭赐日本难商各五爪龙牌一面，移浙江全省水陆提台，着令交付商船护送回国”(《乾隆朝外洋通商案·新拄折》，《史料旬刊》第二函，第十四期)，乾隆皇帝对这些日本漂流民给予特殊的照顾和待遇：若“将此银牌挂于颈上，要小心珍惜，即使遇到贵人，也可不用跪拜”(荒川俊秀《近世漂流记集》，法政大学出版社，1969，42—43页)。回国以后，这些漂流民被送回在长崎接受日本官员的审问时还自豪地说道：“我们得救以后，中国官方请我们吃饭，知府递过杯，来让我们喝酒。我们在归国途中，跟同船的中国商人谈起这件事来，他们惊讶地说：‘我们中国人也没有吃过知县的酒席呢!更何况是知府的酒席呀!’”(《通航一览》第五册，国书刊行会，1913，469—484页)

    日本漂流民从漂到中国到被送返日本，具有一定的遣返体制。在各地总督巡抚上报皇帝并得到遣返的允许后。总督巡抚就把他们委托给赴长崎贸易的中国商船，由他们把这些漂流民送往长崎，交与日本。清代，在中国对日贸易的港口中，最重要的是宁波和乍浦，尤其是乍浦。漂流到中国各地以及漂流到其他国家而由中国遣返的日本漂流民都集中到这里，然后搭乘商船返回日本。日本漂流民在乍浦逗留期间，经常在中国官员、商人和翻译的带领下在市内到处游玩，“昼则遨游玩景，夜则街市看灯；求衣乎绫罗是衣，思食乎奇珍是食；闷则有歌舞置酒，归有出宿饮钱”(《漂客纪事》，抄本，关西大学东西文化研究所图书室藏)。“宝力丸”上的三个漂流民甚至在“治官之五岁爱女”的带领下出外观览，行动非常自由。有时候由于等船一等就是几个月，所以日本漂流民就有了很多机会接触中国人，久而久之就能听懂并会说几句中国话。于是，在不断地接触中也就与当地中国人结下了深厚友谊。“若市丸”商船的漂流民浅野小平次等三人回国后在他们的漂流记中就提到：“我们在乍浦乘船回国的那一天，有四百多名在这里认识的中国人，都拿着酒和菜来相送。因为人太多，我们只能简单地跟他们说一两句告别的话。他们给我们的礼物有毛毡、纺织品、杂物、点心等，多得几乎没有地方放。我们在乍浦逗留期间所住的那家客栈的主人，竟偕同六个女佣人和七个男仆人到码头送别。离别时我们感到很悲伤，送行的十四个人也都哭了。过了四五天，每当想起离别时的情景，不由得悲伤之情就涌上心头，流下泪来。我们深感中国是一个热诚的国家，是一个心地仁慈的国家。”(《通航一览》卷215，第五册，国书刊行会，1913，443—454页)

    有接触就难免有文化的交流和碰撞。这些来自日本的漂流民与中国救助地的居民或文人也会有简单的文化交流。1826年10月7日漂到中国的日本商船“宝力丸”上的漂流民，就曾与中国当地住民进行了诗歌赠答。应该说，这是清代中期中日关系文化交流史上的一个重要事例，尤其是对当时少有往来的中日而言。1827年1月29日，一艘来自中国的船只缓缓驶入长崎港，在这上面搭载了“宝力丸”的漂流民源太郎等人，经过长崎奉行的审讯得知发现他们带回了中国川沙厅人士的一册《赠倭国难民诗》(《唐山漂流记》，日本福井县小浜市立图书馆藏)，共五首，诗前有一小序：

此本名诗为你们被难到川沙所作，你们拿回日本，送国王看，有赏你们。日本国航海商民遭风漂失到我大清国江南松江府川沙抚民厅境内，得渔船相救至城中，与之通语，彼此不解。幸番夷中有名市平者，稍知书写，始悉伊等，于大清道光六年九月九日，装载昆布(海带)货，由日本国出海至大阪地方销售，在船共十人皆往越前岛(大致相当于今天日本的福井县北部)，适遇大风，漂流几昼夜，至二十八日，船破裂，一人名永助者已溺海中，此外九人乘海舟随风逐浪。至三十日，遇救得生，余职任地方，勉加抚恤，安顿捷宿，赋诗纪事。